(Chinese) Anthropological Landscape: a Turn of the Way of Producing Knowledge | 人类学的风景：一种知识生产方式的流变
文章最初发表于《中国摄影报》2016年7月29日009页，后收录于《中国罗平·新风景摄影展:风景地理学》，pp. 172-179。本文有删改。
前言
对“风景摄影”或“风景”本身的讨论，都绕不开一些在定义层面、意义层面和分类层面的问题。比如“什么是风景摄影？”“什么是风景？”“风景与景观有些什么区别于联系？”等等。在本文中，这些概念将不做赘述。但为行文严谨，笔者仍需略加解释。在汉语中，“风”的含义广泛，可指空气流动形成的风，也可取《诗经》各部命名时所用的“国风”之意，极具地方特色。“风”还是一种“潮流”或“走向”，我们用“蔚然成风”一词来形容某物或某种思潮的流行和规模。可见，“风景”一词并不总指代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之物。事实上，“风景”本身便是一种人类的发明。承载着人类活动痕迹的自然风景，同时承载着人类的意识活动。进一步说，人类在观看风景时所生发出的意识与文化价值就是对风景本身的再生产和再发明。因此，盲目地用“景观”和“风景”这样的词汇去区分所谓的“人造景观”和“自然风景”其实并无多大意义。另外，在中文对英文的翻译中，由于居依·德波（Guy-Ernst Debord）的The Society of Spectacle一书已被翻译为《景观社会》并被广泛接受，因此未免混淆，笔者将本次集中讨论的Landscape一词统一称为“风景”。
本文立足于人类学理论，重点审视在这种理论体系之下的风景观与风景摄影，并涵盖部分中外摄影师及作品分析。由于在人类学领域，鲜少有对“风景摄影”这一概念的直接研究，因此本文的讨论将主要从两个层面分别进行：1）风景人类学理论；2）人类学对摄影的介入。最后，本文将尝试把这两条线索相结合，定义一种“人类学的风景”。
风景人类学理论框架的确立及扩展
在人类学领域，对于“风景”（Landscape）的涉及和研究数量繁多。上世纪90年代，对于这一概念的讨论在英语世界的人类学领域更是进入了一次讨论的高潮。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物质与视觉文化教授剃利（Christopher Tilley）曾在他1994年出版的著作《一种现象学的风景》（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一书中通过回顾地理学、考古学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人文转向为人类学的空间研究定调：“空间经验并不是单纯又中立的，而更加关乎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与年龄、性别、社会地位及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相关。”[1]他进而解释道：“这种不一样的观点（即新地理学及新考古学的观点）开始把空间看做一种媒介，它被卷入了行动之中，无法与它分离，而不再是一个承载行动的容器。”[2]剃利发现，这种空间观念的改变让以研究人类社会行为及文化模式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在空间或风景研究方面有了用武之地。而关注个体如何通过先验—体验[3]来认识世界的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与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现象学传统，被他巧妙地与当时正处于自反思潮中的人类学理论相结合[4]。
1995年，哈休（Eric Hirsch）与奥汉隆（Michael O’Hanlon）合编的《风景人类学：地方与空间的角度》（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1995）一书的出版第集合了当时诸多英国中青年人类学家关于风景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在本书的导言中，哈休回顾了以往的民族志中人类学家对风景的描写，并在概念的层面上对这一术语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类。通过引述基辛（Keesing）关于库瓦伊奥人（Kwaio）对于风景认知和祖先崇拜之间的关系的描写，他把人类学家笔下的“风景”分为了两种：即“第一风景”（The First Landscape）和“第二风景”（The Second Landscape）。简而言之，“第一风景”指当地人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对于在地风景的观看和认知，而“第二风景”则指一种人类学家对“他者”的风景进行“民族志式的描述与阐释”以后的产物[5]。在时间的维度上，哈休又通过回顾“风景”一词通过16世纪的荷兰风景画进入英语语境并逐渐发展的过程，指出“风景”一词的另一种“前景”（foreground）与“后景”（background）的分类方式[6]。他认为，“风景”的绘画性源头非常重要。因为根据托马斯（Keith Thomas）的描述，正是由于长期受到以乡村风景为主题的欧洲风景画的影响，18世纪的英国人才会被郊野的风景所吸引，自发地生成出一种对“如画的”风景的偏好[7]。在这里，哈休指出，“如画的”风景是一种“后景”，它产生于英国人对一种欧洲田园式风景的想象，并承载了一整套对非日常的、理想的生活方式的投射。至于“前景”，则是那些日常可见的、具有确定性的风景。由是可见，“第一风景”与“前景”相似，都是朴素的、日常的事物；而“第二风景”则与“后景”有异曲同工之处，前者是人类学家对异文化风景的阐释，而后者则更像是这种阐释在人类学发祥的殖民时代的历史根源，建立在一种对“他者”的想象与投射之上[8]。
哈休在这一分类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对关于风景研究的重要概念：
1）前景的精确性/后景的可能性；（foreground actuality/background potentiality）
2）地方/空间；(place/space)
3）内部/外部；(inside/outside)
4）图像/再现。(image/representation)
其中，“左侧的概念基本吻合我们所理解的作为日常生活的环境与形式，是经验的非自反形式（布迪厄，1977），而右边的概念则几乎等同于超越日常生活的环境与形式。”[9]然而，哈休提出这四组概念的目的并非要把风景人类学的研究进行分类，左侧与右侧的两极更类似于一种趋向，而并不代表人们对于风景的理解和感知会僵化在某一极上。相反，在相互关联的两极概念的互动下，一种个体理解和感知风景的张力将会形成，而这种张力，才是人类学在风景研究领域的最大贡献。沿着哈休的路径，风景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得以被建立，在“第一风景”和“第二风景”之间的场所游曳，采取了一种“之间策略”的人类学家，为学界输出了许多高质量的作品。囿于字数，笔者在此无法一一囊括。大体而言，这些关于人们对风景的感受和认知的作品涵盖了地方与空间[10]、身份与记忆[11]、性别与阶层[12]、功能与意义[13]、冲突与政治[14]、图像与语言[15]等人类学话题，多以研究异文化的民族志方式呈现出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 90年代初时，印度裔美国人类学家阿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率先采用造词法把Landscape的后缀“-scape”与其他的词语相结合，提出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新形成的五种景观：族群景观（ethnoscapes）、媒介景观（mediascape）、技术景观（technoscape)、金融景观(financescape)和意识形态景观(ideoscape)。这五种可见的景观来自于全球化中传统“民族—国家”结构的解体，又共同造成了新的民族与国家之间观念的断裂。全球化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多元主义（pluralism）。相反，五种流动的景观破坏了相对稳固的政治疆域，让既有的身份认同受到挑战，进一步加剧了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彪所提出的现代人在生活中的“悬浮”状态。阿帕杜莱对于全球化景观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仍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它从外延扩展的“风景”所涵盖的范围，并使得这一概念的内在更加丰富，创造出一个与德波“景观社会”概念相呼应的全球化风景空间。
作为一种异文化知识的风景和风景摄影：早期及经典人类学视野
如果把风景摄影置于人类学视野下进行考察，我们或许可以把“何为风景摄影？”的问题略加修改，变为“何为人类学所关心的风景摄影？”通过哪些风景摄影所生产出来的知识是人类学家所关心的？哪些风景摄影是“人类学的”（anthropological）？首先，传统人类学意义上的以对异文化及社会的知识进行搜集为目的的风景自然在列。这一类型的影像多由人类学家自行生产，归类在视觉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之下，是人类学知识的一种生产方式。自摄影术发明以来，它就伴随着欧洲殖民者的扩张走向世界。早期如19世纪中叶菲利斯·比托（Felice Beato）在广州拍摄的九层塔，和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在中国各处所拍摄的建筑，都属于这种知识在马林诺夫斯基式功能主义人类学及博厄斯文化学派正式确立前的无意识累积。艺术人类学家和艺术史家巫鸿认为，这种早期的摄影实践有两个特征：一是摄影师会强调所拍摄的风景（特别是建筑）的古老；二是他们相对于人物与社会事件，对于建筑及其废墟的关注最为集中，因为在17世纪时，中国式建筑在英国园林的设计中曾大为流行。当时由于并无摄影技术，因此这些对于中国建筑的模仿部分基于绘画、部分基于想象。在摄影术发明以后，这些建筑和废墟的“真实再现”可谓是对于百年前的潮流的一种回溯[16]。
△菲利斯·比托拍摄的九层塔
△约翰·汤姆森拍摄的北京园林。以上两图均节选自巫鸿《废墟的故事》英文版
现代英美人类学范式确立以后，西方的人类学家纷纷采用摄影作为一种研究手段。马林诺夫斯基、博厄斯（Franz Boas）、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米德（Margret Mead）、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大名鼎鼎的人类学家均有摄影作品传世。至于中国，庄学本的羌藏影像和张祖道的乡土摄影也涵盖了风景的题材。然而，在他们的年代里，风景这一概念本身并不突出，只是作为一种带有田野笔记的描述色彩的证据，与其他种类的摄影并置。如此，作为“证据”的风景摄影往往带有强烈的“科学主义”倾向。作为一种实证研究的工具，摄影（包括摄像）被赋予了一种“精确再现”的期待。“机械之眼”的一种绝对权威经由人类学家对地方性知识的渴望被确立，以至于米德在晚年与其前夫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就影像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工具的话题争吵时，还执着地认为，只要是三脚架固定的、采取长镜头拍摄的影像，都记录的是人与物的客观状态，有着科学研究的价值[17]。
然而，仔细分析哈休的观点以后，就会发现这种以知识积累为目的的人类学式摄影陷入了前文所述的右侧一极中。在这种摄影实践的背后，人类学家对地方性知识或某地本身的想象决定了风景的意涵。并且，相比起肖像这种更直接与“人”相关的题材，风景在他们的照片中只占据了很小的比重。在他们可以被称为“风景摄影”的照片中，也多人物与景物并存的画面，指向一种当地人的生活状态或民俗事件。直到1980年代以后，摄影中“再现”（representation）的问题也随着自反思潮一并被纳入了人类学的讨论中。比起民族志的文本再现，摄影的再现显得更为复杂。在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首先试图弄清楚摄影背后的社会机制的，非布迪厄莫属。早在米德与贝特森争吵的前几年，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便在法国出版了《摄影：一种中级艺术》（Photography: A Middle-brow Art）一书。这本书严格遵循了涂尔干的实证主义[18]传统，通过大量的问卷及访谈结果，试图归纳出摄影爱好者的拍摄实践与某些结构性的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在这本著作中，布迪厄提出了某些有趣的观点，如人们在面对风景时，更容易被“不常见”的而非“美的”风景所吸引。一个法国农民在面对家乡的田园风光时，他会认为风景很美，但他不会像一个城里来的游客一样拍摄下来。然而，如果他家的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里显得芳草丰美、牛羊成群，与平日不同（或许是因为节庆），他还是会愿意给房屋或家乡拍照片的[19]。另外，某些具有高度象征意义（high symbolic yield）的场所或风景也会吸引人们的拍摄[20]。在一对前往巴黎度蜜月的新婚夫妇的照片中，地标建筑的拍摄占据了很大比例[21]。通过对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例子进行归纳，布迪厄开创了一个研究领域，即摄影本身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然而，对于功能的过度执着导致布迪厄得出摄影仅仅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工具，且 “摄影不可能创造出一种自主的审美”[22]的结论。因此，尽管摄影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环这一角色在布迪厄的努力下终于被提取出来，获得了人类学研究的合法性，走出了知识积累的工具这一小圈子，但这一研究并没有走出哈休的右侧一极。也无怪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时隔15年以后的《明室》（Camera Luci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一书中不惜隔空喊话，对布迪厄式的这种忽视照片及个体感受的研究方法提出强烈质疑[23]。
巴特的批判，人类学家的回应，以及人类学的风景
通过《明室》一书，巴特站在一个观看者（Spectator）的角度，讨论了摄影在文化层面的某些“普遍特征”，提出了一系列与观看有关的重要概念，如知面（studium）、刺点（punctum）[24]等。知面代表着一张照片的外延性。它由既定的社会结构或文化模式所决定，是一种再现的知识，如陈述事件的新闻摄影。而刺点则对于每个人而言都不一样。它是个体的记忆与情感在图像中无法回避的震撼与颤栗，与现象学意义上的体验直接相关，不诉诸于某种已有的社会学知识。从一种私人的向度出发，巴特事实上是在通过自己在观看照片时所产生的情感体验，提出一种关于摄影的唯一的普遍性，而这一普遍性本身，就是一种个体经验的特殊性。在他少有的对风景摄影的讨论之中， 查尔斯·克利福德（Charles Clifford）在1854年所拍摄的一张老风景照似乎引起了巴特的兴趣。在讨论这种照片的过程中，他表达了自己对风景摄影的看法：
“关于风景的摄影（无论城乡）必须给人以可居住（habitable）的感觉，而非可观光（visitable）的感觉。这种对居住的渴望……既非如梦的……也非经验的（empirical）……它是幻觉的（fantasmatic），诞生于一种把我带向未来的空想时间或过去的某个时刻的另一种视界（second sight）……看着这些我所喜爱的风景，我仿佛确实在那里呆过。”[25]
△Charles Clifford, The Alhambra (Grenada), 1854-1856
巴特细致入微的描述，带领读者进入了他自身关于风景摄影的一种先验性体验中。是通过摄影所呈现的风景，只是这样的风景，才能让他感受到一种在经验与虚妄中皆不存在的遨游。比起摄影的社会机制，巴特更加关注摄影的观看机制。这一看待摄影的角度很大程度上激发并迎合了在人类学自反思潮中研究摄影与社会生活的人类学家。1997年，皮尼（Christopher Pinney）出版了他的《印度明室：印度照片的社会生活》（Camera Indica: The Social Life of Indian Photographs）一书，其英文题目中的Indica一词合成自印度的（Indian）和明室（Lucida）的英文，暗示了他的作品结合了人类学实证研究传统与巴特的现象学体验视角[26]。在皮尼以后，莱特（Christopher Wright）遵循这一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对摄影在所罗门群岛的土著间扮演的角色做出了精彩解读。对于土著而言，摄影成了祖先崇拜息息相关的媒介[27]。而对于更加晚近的人类学家斯佳思乐（Karen Strassler）和沃尔顿（Shireen Walton）来说，摄影则分别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叙事的形成和伊朗海外居民的身份认同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8]。这些人类学家关于摄影的研究，尽管很少对风景摄影怀有特殊的兴趣，却都在对摄影与照片的具体研究中，呼应了哈休在看待风景时所采取的“之间策略”。比如说，皮尼在其书中既能够对殖民时代的印度摄影和印度审美这种宏观话题侃侃而谈，也在书中加入了诸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的个人体验，包括他在中印度纳格达（Nagda）地区与当地人的互动。在皮尼给一位印度农民展示了一张曝光正确、构图完美的他自己的肖像照以后，那位农民却对自己的影像非常不满，因为他认为皮尼在拍摄时不应该裁截掉他的部分四肢，而应该把它们都放在取景框中。皮尼敏锐地注意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审美的问题，或许还与当地人的身体观念和摄影观念有所关联。
议论及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剃利与哈休对于风景的认识，跟以皮尼为代表的关注摄影实践的人类学家的研究，共享着一种深层的现象学法则。这一现象学法则，决定了人类学家在自反思潮的冲击下时刻保持着一种对人、对物、对摄影的谦逊姿态。把这样的一种姿态引入摄影界公认的风景摄影，特别是当代风景摄影领域以后，一种关于“人类学的风景”理论逐渐浮出水面，并得以被运用到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或批评之中。
为什么说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关于美国西部的“新地形“风景摄影比安塞尔·亚当斯的美西风景更加“人类学”？是因为前者更加关注人造物及人类对于自然风景的改造，而后者只专注于自然之美吗？答案显然没有如此简单。因为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便意味着与人直接相关的肖像摄影比风景摄影更加“人类学”，陷入一种隐蔽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谬误之中。罗伯特·亚当斯的风景更加能归入人类学的风景的范畴，原因在于这些冷面的、再现平庸的照片隐含了一种观看体验的引导：安塞尔·亚当斯关注自然之美，也就是发轫于现代主义的崇高之美。这种自然之美，原本便通过历史和文化系统的训练而附着在我们的视网膜上。相对而言，如果不是因为罗伯特·亚当斯的照片，我们或许很难把目光凝聚在一种平庸（banal）的，却是人类自己造就的风景之上。因此，尽管“新地形摄影”的摄影家们想方设法地让自己的摄影看起来无趣、冷峻又中立，他们对于风景本身的再现，便已经规定了观看的方向，表现了一种自反式的人类学命题。
放眼中国，“新地形摄影”式的风景摄影在年轻一辈的艺术家群体中已成潮流。在激变中的国家与回不去的故乡之间，一批流连于山川湖海与人造风景的摄影师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新地形摄影”的拍摄方式来捕捉这个国度的一切荒谬与魔幻现实。遗憾的是，所谓的荒谬，是谁的荒谬？又是谁的现实，让谁感觉魔幻？“新地形摄影”通过凝视平庸而生产出来的人类学自反意识，在中国却被一种“猎奇式的乡愁”所掩盖。
结语
人类学的风景，不仅仅是一种对新奇的、异文化的风景的想象。这种想象所折射出来的，是早期及经典人类学在“再现”问题上所陷入的僵化的状态。人类学的风景也不仅仅是只关于人类的风景。被摄物的状态、摄影工具和摄影师的互动关系必须也纳入我们的思考之中。以人类学理论介入风景摄影的可贵之处在于一种“之间”与自反的主动意识。这种意识，自然也在风景摄影中对摄影师提出了更高要求。
[1] Christopher Tilley, 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 (Oxford: Berg, 1994), 11
[2] Tilley, 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 22
[3] 在本文中，“经验”一般指empirical，而“体验”一般指experience，前者被看做实证研究的基础，而后者则更偏向于一种现象学的术语。
[4] 对于现象学的引用，参见Tilley, 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 11 – 14；彼时，西方人类学界正处于以《写文化》《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为代表的自反思潮的余震之中，对早期研究社会整体结构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人类学抱有怀疑态度。事实上，剃利以现象学角度研究个体经验，也是一种反结构的尝试。
[5] Eric Hirsch, “Introduction: Between Space and Place,” in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ed. Eric Hirsch et 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2
[6] Hirsch, “Introduction,”3 – 4
[7] 类似的观点可在同时期其他学科领域得以找到，如Ann Bermingham, “System, Order, and Abstraction: The Politics of English Landscape Drawing around 1795,”in Landscape and Power, ed. W. J. T. Mitch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从绘画与社会史的角度详细地解释了英国18世纪末风景画中如画审美（picturesque aesthetic）的产生。
[8] Hirsch, “Introduction,”4 – 5
[9] Hirsch, “Introduction,”4
[10] 参见Arjun Appadurai, “Global Ethnoscapes: Notes and Queries for a Trasnational Anthropology,” In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ed. Richard G. Fox. (Santa Fe, New Mexico: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1) 及其专著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另外，可见Nancy D. Munn, “Excluded Spaces: The Figure in the Australian Aboriginal Landscape,” in The Anthropology of Space and Place: Locating Culture, ed. Setha M. Low et al.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11] 见Landscape, Memory and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ed. Pamela J. Stewart et al. (London, Sterling, Virginia: Pluto Press, 2003) 及 Susanne Küchler, “Landscape as Memory,” in Landscape: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 ed. Barbara Bender. (Oxford: Berg, 1993)
[12] 如Nicholas Green, “Looking al the Landscape: Class Formation and the Visual,” in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ed. Eric Hirsch et 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和 Gender and Landscape: Renegotiating the Moral Landscape, ed. Josephine Carubia et a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3] Christopher Pinney, “Moral Topophilia: The Significations of Landscape in Indian Oleographs,” in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ed. Eric Hirsch et 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14] Tom Selwyn, “Landscapes of Liberation and Imprisonment: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the Israeli Landscape,” in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ed. Eric Hirsch et 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15] Alfred Gell, “The Language of the Forest: Landscape and Phonological Iconism in Umeda,” in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ed. Eric Hirsch et 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16] 见Wu Huang, A Story of Ruins: Presence and Absence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2), 109 – 111
[17] Steward Brand, “For God’s Sake, Margret,” in CoEvolutionary Quarterly, June 1976, 10(21), 32 – 44
[18] Pierre Bourdieu, Photography: A Middle-brow Art, trans. Shaw Whitesid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5
[19] Pierre Bourdieu, Photography: A Middle-brow Art, 34
[20] Pierre Bourdieu, Photography: A Middle-brow Art, 36
[21] Ibid.
[22] Pierre Bourdieu, Photography: A Middle-brow Art, 32, 39, 85
[23] 见Roland Barthes, Camera Luci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trans. Richard Howard (London: Vintage Books, 2000), 7, 28. 其中，第7页对以社会学方法来研究照片的方式的批判更为直接。而在第28页的讨论中，巴特批评道，一种社会学意义上对照片的分析注定了“文化”是首要考虑的因素。所以社会学框架下对摄影以文化、教育（均为布迪厄式的术语）为导向的分析及对这种方法论的认可“纵容”了“平庸的”照片大行其道。
[24] 这两个术语的详细讨论，见Roland Barthes, Camera Lucida, 26 – 59. 此间穿插了许多其他重要的概念及讨论，如“一元照片”（unary photograph）等，在此不详表。
[25] Roland Barthes, Camera Lucida, 38 – 40
[26] Christopher Pinney, Camera Indica: The Social Life of Indian Photographs (London: Reaktion Book, 1997), 10
[27] Christopher Wright, The Echo of Things: The Lives of Photographs in the Solomon Islands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05)
[28] 分别参见 Karen Strassler, Refracted Visions: Popular Photography and National Modernity in Jav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Shireen Walton, "Re-Envisioning Iran Online: Photoblogs and the Ethnographic ‘Digital-Visual Moment," in Middle East Journa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8, (2015): 398 - 418